“目前很多新城建設體現的是政府和官員的意志。”李鐵認為，新城建設看得見摸得著，在城市周邊圈上一大塊地，規劃一個新城，再按照高標準建設一大批樓房、馬路、廣場、地標建筑，城市的“品位”自然就提升了，政績很容易顯現出來。“有了這些‘顯績’，政府官員就能獲得更多的提拔機會，而且，即便后來發現決策有誤，新城成了爛攤子，已經升遷的官員也會因為缺乏有效的獎懲機制，而不用為這一失誤承擔責任，所以大多數地方官在新城建設上都充滿熱情。”
“新區”建設變味，深層原因也在于一些地方對“土地財政”的依賴。近年來，各地土地出讓金在地方財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斷提升。2012年，全國土地出讓金達2.69萬億元，相當于同期全國地方財政總收入的40%以上，在有些縣市, 土地出讓金占預算外財政收入比重已超過50%。國土資源部法律中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現行財稅體制下，中央和地方的財權、事權不相匹配。地方政府在缺乏建設性財政資金的前提下實現工業化和城鎮化加速發展，需要依靠經營性用地出讓取得資金，以支撐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支出。”因此，通過大規模造城來拉動地價，提升城市價值，以獲得更多的財政收益，也就成為很多地方的“理性”之選。
盲目“造城”風險多大？
將帶來耕地大量占用和嚴重的資源環境破壞，地方債務風險也不容忽視
專家認為，目前這種各級政府都熱衷擴張城市面積的做法十分危險，大躍進式的“造城運動”蘊藏的巨大風險不容忽視。
“很多地方在新城建設中，大量占用耕地，這會嚴重沖擊我們的18億畝耕地紅線。”嚴金明說，一些城市“攤大餅”式擴張，脫離實際建設寬馬路、大廣場，建成區人口密度偏低，造成了土地資源的嚴重浪費，耕地減少過多過快。據統計，1996年全國耕地面積19.51億畝，到2008年減少到18.2574億畝，12年間耕地面積減少了1.2526億畝，耕地保護形勢越發嚴峻。“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的同時，對于糧食的剛性需求也在增加，耕地大量減少，將直接威脅到我國的糧食安全。”
資源環境面臨的壓力同樣巨大。一些城市空間無序開發、人口過度集聚，交通擁堵嚴重，食品安全事件頻發，大氣、水、土壤等環境污染加劇。
地方債務風險也不容忽視。“現在很多地方都把促進經濟增長的寶押到了新城建設上，利用融資平臺舉債成為普遍的做法。”李鐵說，大部分新城規劃都確定了龐大的投資規模，寄希望于未來通過新城開發的土地出讓金償還。國土資源部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底，全國84個重點城市處于抵押狀態的土地面積為34.87萬公頃，抵押貸款總額5.95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5.7%和23.2%。“這些新城建設，一旦開發主體不到位，地方政府必將面臨投資風險問題。”
目前一些城市的債務問題已經開始顯現。審計署對36個地方政府本級2011年以來政府性債務情況抽查結果顯示，兩年來上述地方政府債務余額增長了12.94%，債務率最高的城市債務余額是當地綜合財力的兩倍多。與此同時，地方政府還債的重要“靠山”——土地出讓金卻出現下降。2012年全國土地出讓合同價款2.69萬億元，這一數字遠低于2011年的3.15萬億元，加之中央政府又從出讓收入中提取了水利、教育等基金，使得地方政府掌握的可用資金大幅減少。這一增一減加大了債務風險。
“新城”建設如何走正路？
關鍵要先解決干部的考核問題，從“物本考核”轉變為“人本考核”，不能再“GDP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