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16開本，分為9卷3冊，自1946年編成后，終于在延宕66年后由中西書局首次正式出版。
該目錄系1946年由國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京滬區辦事處組織編制，京滬區代表徐森玉主編，上海合眾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具體負責組織實施。顧廷龍先生在為1981年國家文物局內部油印本撰寫的《跋》中回憶說：“參考書既備，先生(徐森玉)乃延聘吳靜安、程天賦、謝辰生諸君草擬體例，從事編纂，九閱月而蕆事。吳、程二君因事先去，編錄校訂則以謝君之力為多。”因此，承擔主要編纂任務的是青年文物學者謝辰生。
這位青年學者是鄭振鐸先生新找到的助手，1949年進入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工作，歷任國家文物局業務秘書、副處長、研究室主任、副秘書長�，F為國家文物局顧問、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他參與了新中國文物考古和保護研究的全過程，堪稱最有發言權的歷史見證人。從1950年政務院頒布的最早的有關文物工作的重要法規《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古跡、珍貴文物及稀有生物保護辦法》、《古文化遺址及古墓葬之調查發掘暫行辦法》、《關于保護古文物遺址的指示》等首批文物法令，1956年《關于在農業生產建設中保護文物的通知》，1961年國務院頒布的《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發布的《關于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圖書的幾點意見》，到1982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等等，都是他執筆起草的。
顧廷龍、賀昌群、謝辰生先生等多方收集日本公、私博物館所藏中國文物圖譜、目錄，以及張政烺等中國學者的研究著作122種，認真梳理其中所列中國甲骨、石器、銅器、刻石、陶瓷、古玉、絲繡、書畫、寫經、拓本、雜項、古籍等類中國文物，編成《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收錄甲午海戰失敗以后到1945年抗戰勝利前因各種原因被劫奪到日本的中國文物15245件，大部分器物標出了高度、重量、口徑尺寸、藏處以及所依據圖譜的書名簡稱、頁碼，并將樂浪郡王墓、樂浪王光墓、樂浪土城出土之文物，凡中國漢代重要遺物存于朝鮮總督府博物館者，列為附錄一；又將日軍侵華期間，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考古學研究室在大同、平城，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在安陽、商丘，外務省文化事業部在定襄、太原、五臺山、渾源，日本駐太原特務機關文化室在五臺山，興亞學院北支那佛教史跡調查團在太原西北蒙山，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在河南平漢沿線等地的34次調查、發掘，“不能詳知其所得古物及后來收藏何處”者列為一表，編為附錄二，以資調查。隨后列出編纂凡例，說明編纂原則和體例設定，再附上《目錄》編纂所依據的122種引用書目之書名、編者、文物收藏者、圖譜出版者、印制時間等詳細信息，然后列出與這些文物相關聯的594個日本人物、59家公私博物館等機構，注明所在卷、頁，名之為目次，其實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人名、機構名稱索引，讀者查找十分方便。
編纂這部重要流散文物目錄所依據的122種參考書，當下研究者、讀者一般不易見到，特為羅列，以期能引起專家和各界讀者的關注。如：《文部省認定重要美術品目錄》(章華社編輯，日本昭和十二年印行一冊)、《東京帝室博物館美術工藝部第一區金屬品目錄》(日本大正七年十一月排印本一冊)、《東京帝室博物館美術工藝部第五區玉石品目錄》(日本大正九年十二月排印本一冊)、《東京帝室博物館美術工藝部第六區甲角品目錄》(日本大正十年排印本一冊)、《帝室博物館年報》(自大正十五年一月至昭和十二年一冊)、《帝室博物館鑒賞錄》(東京帝室博物館編，明治三十九年印本一冊)、《帝國博物館藏周漢遺寶》(原田淑人等編，昭和七年印本一冊)、《日本現在支那名畫目錄》(原田尾山著，昭和十三年東京博文堂書店排印本一冊)、《澄懷堂書畫總目》(山本悌二郎藏，昭和六年文求堂鉛印本一冊)、《支那古美術聚英》(大阪市立美術館編，昭和十四年便利堂景印本一冊)、《關東現存宋元版書目》(長澤規矩也編，昭和十三年排印本一冊)、《河口慧海師將來西藏品圖錄》(東京美術學校校友會編，明治三十七年印行一冊)、《考古圖編》(原田淑人編，昭和二年東京美術工藝社印本第八輯一函)、《西域考古圖譜》(二卷，大谷光瑞藏，香川默識編輯，大正四年東京國華社印行)、《泉屋清賞》(住友吉左衛門藏，濱田耕作編，大正八年影印本七冊，續編二冊)、《甌香譜》(橫河民輔藏，青山二郎編，昭和六年東京工政會出版，圖六十幅目錄一冊)、《古本三國志》(昭和六年兵庫縣武居綾景印一卷)、《恭仁山莊善本書影》(內藤虎次郎藏，大阪府立圖書館編，昭和十年京都小林寫真制版所出版一冊)、《近畿善本圖錄》(日本大阪府立圖書館編，昭和八年景印本)、《德富氏成簣堂善本書目》(日本峰先生古稀祝賀紀念刊行會編，昭和七年排印本一冊)、《八年來日人在華諸省所作考古工作紀略》(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大公報·圖書周刊》第二三期)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