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40年后，中國終于成了安藤自我挑戰的“戰場”。“艱難的不是游說客戶，而是需要跟上‘中國速度’。” 他說，“中國有個特別好的地方就是決定很快，每個項目定下來就馬上去做。在中國，似乎非常簡單。這個怎么做？就這么做！然后開始切實著手進行。”
如今的安藤，依然自稱是“戰士”，但這個“戰士”似乎與早年的“游擊隊員”有所不同。“游擊隊員”傾心于反抗，對各種既定的秩序、制度、成規和意識形態都采取懷疑乃至否定的態度。那時候的安藤可以完全不顧業主的舒適度而設計自己認為有創造性的住宅，也可以為了實現自己的根本意圖將項目擴大、預算超支，屢戰屢敗癡心不改。
而現在，這位年過七旬的老“戰士”雖然斗志不減，依然充滿創造的沖動，卻似乎不再有那么強烈的反抗性。有時候你會覺得，他好像被“亞洲”這個概念迷住了，陷入進去——就像近代以來很多日本文化界、知識界人士對于“亞洲”的迷戀。曾經，在這個概念之下，他們懷著最美好的理想，或主動或被動地贊同了日本對亞洲的侵略——“大東亞共榮圈”、“大東亞戰爭”也是以“亞洲”價值為號召的。這種時候，他們的心目中往往只剩下那個理想的、極致的、唯美的目標，而很少去考慮達到目標的手段是否正當，是否會導致對罪惡的容忍甚至頌揚。安藤對日本政府的批判始終很嚴厲，對日本曾經的“愚昧行徑和不善行為”也直言不諱地表示不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必須“回過頭去反省、審視并調整做法與腳步”，以“改善與亞洲諸國的關系”。但在他對“中國速度”幾乎無保留地贊美、對“亞洲”概念相當模糊的強調中，卻難免讓人有一絲不安，他是不是會為了突出“亞洲”的速度與力量，而有意無意地忽視亞洲各國非常具體的經濟泡沫、政治積弊、民生困境？這會不會是一個更大規模的“魔鬼的交易”？
3月17日的演講會或許是一個好機會，讓我們可以進一步去了解作為建筑師的安藤，為心目中那個代表了未來的“亞洲”究竟規劃了怎樣的藍圖。
B=《外灘畫報》
A=安藤忠雄（Ando Tadao）
我還是一名“戰士”
B：去年你剛過了70歲生日。第一個問題是，70歲的你，還是一名老“游擊隊員”嗎？
A：我覺得自己還是一名“戰士”。如果你在工作中不保持這個想法，你就沒有辦法做好事情。當然，有時候身體不一定是“游擊隊員”了，但一定要有一顆“游擊隊員”的心。
B：“戰士”和“游擊隊員”似乎是兩個概念……
A：“游擊隊員”事實上就是在不同城市做項目的“戰士”。所以在不同的國家、做不同的項目，就是不同的戰場，無論在哪個戰場，我都是一名“戰士”。
建筑設計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建筑師拿的是客戶的錢，必須要靠一個團隊才能完成這個項目。所以，我把每個建筑項目都當做一個“戰場”，參與其中的每個人想法都不一樣，如何去協調好，這些我在六七十年代有非常深刻的體會。
另外，我覺得堅持也非常重要。就像王石先生，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堅持做自己喜歡的事業，這種堅持心非常重要。姚明就更不用說了，他身處的籃球場，本身就是一個戰場。
B：你曾經設計過一個“城市游擊隊住居”，那是怎樣一個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