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的話：大家好，我是小蔣。國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鮮事。你評，我評，眾人評，百花齊放任君看。觀點各有不同，角度各有側重，只要我們尊重客觀、理性公正。
背景：汪暉和朱學勤雙雙卷入抄襲剽竊漩渦，他們堅稱“沒抄”，到底抄還是沒抄，這是一個問題。
科技日報發表張顯峰的文章：眼看歲月散盡，任憑眾學者在媒體上唾沫橫飛，卻不見裁判出來吹哨，連朱學勤先生自己都看不下去：“我被指控，起于網絡、傳媒，但很想試一試，能否從傳媒走向學術？雖‘原告缺席’，作為‘被告’，我希望走向學術‘法庭’，要求‘開庭審判’。”我不了解朱先生，也不知他有否抄襲，但就這直面質疑和請求“審判”的坦蕩，我是肅然起敬的。據說他已向母校復旦大學和任職單位上海大學遞交申請，請求立即啟動對自己問題的學術調查程序。我不知道復旦大學和上海大學現在正在做什么，只是讓一個“被告”來催促“升堂”，總有點“惰政”或不作為的嫌疑。汪暉事件之后，易中天先生撰文循循善誘，讓汪暉出來接受學術調查；一干學者也聯名給中國社科院和清華大學發了公開信，要求調查汪暉學術問題。其實汪暉先生并沒有說不接受調查，他只是不說話，對媒體不說話。一個學者被指控行為不端，他有權利沉默嗎？當然有。在調查結果沒有公布之前，他當然可以對公眾和媒體保持沉默。但沉默并不代表清白，清白與否，還是需要“學術法庭”——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作出結論。但“公堂”呢？在中國的學術界這常常是個怪異的現象，獨立的學術仲裁往往不是一種客觀存在，它帶有詭異的色彩，因人、因事、因時之不同，而選擇存在或者消失，就像一個魅影。朱先生之請求“升堂”，本身就是一個例證。如果汪暉事件之后，中國學術界，包括清華大學馬上啟動學術調查，同時成立獨立的第三方仲裁機構，也許就不會有今天這樣撲朔迷離的爭論。
小蔣隨想：偷書不算偷，天下文章一大抄，這是國內一些文人缺乏恥感的“堂皇理由”。汪暉、朱學勤涉嫌論文抄襲曝光后，還有人為他們“鳴冤”。諸如，“二人被指抄襲的博士論文分別發表于1988年和1992年，那時候學術規范還不是普遍共識”，“上世紀末的20多年，國內的學術主要是引進西學，很多學者都在大量借鑒，說白了就是抄西方的著作”，“如果以現在的規范要求上世紀的學者，可以肯定，至少99%以上的文科學者都存在這方面問題”。人們不禁要問：如果把別人的東西翻譯成中文可以算“原創”，印度史詩《羅摩衍那》難不成是季羨林的“作品”？魯迅曾發問：從來如此，便對么？“過去都這么干”并不代表正確，只能加深“原罪”的烙印。不僅如此，中國學術的道德標準還在不斷降低。在學而優則仕，學術官本位，有權有名就有利的背景下，不少人已然信奉“英雄莫問出處”、“重結果不重過程”。既然買賣文憑屢見不鮮，論文抄襲在一些人看來更是小兒科。朱學勤與汪暉分屬“自由派”與“新左派”兩個不同的學術陣營，有人甚至覺得此番抄襲熱炒是學派之間的“狗咬狗”。這已不僅是學術規范的問題，還充斥著“陰謀論”的味道。朱學勤與汪暉涉嫌抄襲，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果真懲處他們，更多人的日子恐怕不會好過。抄襲會不會不了了之？一切皆有可能。就算被判抄襲，80后作家郭敬明的“可以賠錢，絕不道歉”也是經典語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