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于2001年底赴法國訪問，研究課題為“保爾·巴迪的老舍研究”。保爾·巴迪（Paul Bady）是巴黎第七大學遠東文學系教授、著名的老舍研究專家和老舍作品翻譯家、老舍國際友人協會的牽頭人，在西方學界頗有影響。
在法期間，筆者與巴迪先生交往頻繁，有幸看到巴迪先生珍藏的老舍研究資料，并得到他的允諾將其全部論文譯為中文。在交流與研讀過程中，巴迪先生曾談到當年國外學界對“老舍之死”的反響。綜合有關資料，縷述如下:
香港一家英文報紙最早發布老舍去世消息
巴迪介紹說，當年國外關于老舍之死有許多傳聞。海外第一家發布這個消息的是香港一家英文報紙的“快訊”，時在1966年10月1日。“快訊”透露:《駱駝祥子》的作者受到紅衛兵的批斗后，被他們從一棟建筑物的窗戶摔下，并偽裝成自殺。這消息很快就被西方通訊社刊布流傳，法國新聞處引用的是“香港之星”（Hong kong star）的消息。
看來，老舍去世的消息早在1966年就已傳到國外。那么，此時及此后的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不大可能考慮老舍先生。
巴迪1967年來到北京，任法國駐中國大使館文化專員，未能見到心儀已久的作家老舍，此事成為他的終生遺憾。他對老舍自殺之事一直感到困惑，他在文章中寫道:“假如老舍沒有更多的個人的理由非去自殺的話，他也許能在文化大革命中茍活下來。他是一個獻身于共產主義制度的人，盡管他不是某黨員，他有著許多忠誠――甚至順從――的證明，如果他不拒絕活得更長一點，是決不會死去的。”（《論老舍的自殺――小說中的與現實中的死亡》，載香港《明報月刊》1974年6月）他在文章中還引用了Fokkema教授在《北京報告》中記載的一則“傳聞”—— “（老舍自殺時）帶著一本他親筆抄寫的毛著作，作為忠于毛澤東的象征。”（參看Fokkema，《北京報告:一個西方外交官文革期間見聞錄》，倫敦，1971年出版）
巴迪先生是國外最早呼吁澄清老舍之死真相的學者
巴迪先生走上老舍研究之路頗具傳奇性。1961年至1965年，他就讀于巴黎高等師范學校，同期在巴黎東方語言學院中文系進修中國文學，在該校講師旅法華人李治華先生的影響下，對中國文化和作家老舍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為了更好地學習中國文化、研究景仰已久的作家老舍，撰寫博士論文，他于1967年來到北京，任法國駐中國大使館文化專員，半天工作半天從事老舍研究，直至1970年。由于當時中國正進行著“文化大革命”，他很難得到有關老舍的研究資料，遂于1970年至1972年赴日本，在東京日法文化會館（la maison Franco-Japonaise）繼續研究和寫作博士論文。他還曾赴香港、美國及東歐等地查閱資料并訪問專家學者。
從1968年至1983年，他用了15年的時間，在法國著名漢學家吳德明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小說家老舍》，并于當年獲得法國國家博士學位。其后任教于法國巴黎高等師范學校、瑞士日內瓦大學和巴黎第七大學。
1972年，東京東方文化學院舉辦“第十七屆東方國際學術會議”，巴迪先生在會上宣讀了題為《論老舍的“自殺”――小說中的與現實中的死亡》的學術論文。1974年，此文修訂稿發表于香港的《明報月刊》。再事修改并譯為英文，收入喬治·高主編的《兩個作家和文化大革命:老舍和陳若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出版），論文題目改為《死亡和小說:論老舍的“自殺”》。
巴迪先生認為，老舍自殺事件后面應該有著更加深刻的原因。在文章中，他試圖從當時的國際政治關系（中蘇論戰）、中國國內政治斗爭（“二月提綱”）、社會學和文化學等幾個角度探索老舍自殺事件的內蘊，其中從文化的角度所進行的分析頗有特色。他引用了老舍《四世同堂》中“天佑自沉于護城河”的那一段描寫，認為小說所描寫的這個蒙受屈辱的忠厚老實的商人迎接死亡時的心理活動，似乎是一種預言，對于詮釋作家之死具有參考意義。他的這些看法在學界頗有影響，后來舒乙的幾篇談及老舍之死的文章所采取的文化分析的角度，與巴迪先生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