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老離開我們13年了，但他的文學和人格，他用小說、散文、戲劇、書畫為人間創造的溫暖、愛意、良知和誠心卻始終伴隨著我們。
汪曾祺先生總讓我想到母語無與倫比的優美和勁道。他對中國文壇的影響，尤其是對中、青年一代作家的影響是大而深刻的。一位青年評論家曾這樣寫道：“在風行現代派的20世紀80年代，汪曾祺以其優美的文字和敘述喚起了年輕一代對母語的感情，喚起了他們對母語的重新熱愛，喚起了他們對民族文化的熱愛……他用非常中國化的文風征服了不同年齡、不同文化的人，因而又顯出特別的‘新潮’，讓年輕的人重新樹立了對漢語的信心。”他像一股清風刮過當時的中國文壇，在浩如煙海的短篇小說里，他那些初讀似水、再讀似酒的名篇，無可爭辯地占據著獨特雋永、光彩常在的位置。能夠靠純粹的文學本身而獲得無數讀者長久懷念的作家真正是幸福的。
汪曾祺先生總讓我想到“真性情”。這是一個飽含真性情的老人，一個對日常生活有著不倦興趣的老人。他從不敷衍生活的“常態”，并從這常態里為我們發掘出悲憫人性、贊美生命的金子。讓我們知道，小說是可以這樣寫！竊以為，一個人不能將真性情投入生活，又如何真摯為文？有句俗語叫做人生如戲，戲如人生。但在汪老這里卻并非如此。他的人生也坎坷頗多，他卻不容他的人生如“戲”；他當然寫戲，卻從未把個人生活戲劇化。他的人生就是人生，就像他始終不喜歡一個形容叫做“作家去一個地方體驗生活，”他更愿意說去一個地方生活。后者更多了一份不計功利的踏實和誠樸，也就說不定離文學的本質更近。一個通身洋溢著人間煙火氣的真性情的作家，方能贏得讀者發自內心親敬交加的感情。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境界呢。能達此境界的作家為數不多，汪老當是這少數人之一。
汪曾祺先生總讓我想到“相信生活，相信愛”。因為，他就是相信生活也相信愛的，特別當他在苦難和坎坷境遇中。他曾被迫離別家人，下放到壩上草原的一個小縣勞動，在那里畫馬鈴薯，種馬鈴薯，吃馬鈴薯。但他從未控訴過那里的生活，他也從不放大自己的苦難。他只是自嘲地寫過，他如何從對圓頭圓腦的馬鈴薯無從下筆，竟然達到一種想畫不像都不行的熟練程度。他還自豪地告訴我們，全中國像他那樣，吃過那么多品種的馬鈴薯的人，怕是不多見呢。這并不是說，汪曾祺被苦難所麻木。相反，他深知人性的復雜和世界的艱深。他的不凡在于，和所有這些相比，他更相信并尊重生命那健康的韌性，他更相信愛的力量對世界的意義。我想說，實際上汪曾祺先生的心對世界是整個開放的，因此在故事的小格局里，他有能力呈現心靈的大氣象。他曾在一篇散文中記述過他在那個草原小縣的一件事：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帶回宿舍精心晾干收藏起來。待到年節回北京與家人短暫團聚時，他將這朵蘑菇背回了家，并親手為家人烹制了一份極其鮮美的湯，那湯給全家帶來了意外的歡樂。
去年5月，汪曾祺先生忌日的第二天，我去福田公墓為汪曾祺先生獻花。那天太陽很好，墓園十分安靜。我隨著立在路邊的指示牌的引導，尋找汪老的墓碑。我終于在一面指示牌上看見了汪老的名字，那上面標明他的位置在“溝北二組”。溝北二組，這是一個讓我感到生疏的稱謂。我環顧四周，原來一排排墓碑被一行行生機勃勃的桃樹環繞。幾位農人模樣的男子正散站在樹下仔細地修剪桃枝。從前這公墓說不定就是村子里的一片桃園吧？而此時的汪老，就仿佛成了這個村莊被編入“溝北二組”的一名普通村民。記得有一篇寫汪老的文章里說，汪老是當代中國最具名士氣質的文人。以汪老的人生態度，以他的真性情，“名士”、“村民”或者都不重要，若硬要比較，也許汪老更看重過往生命的平實和普通。我在汪曾祺先生與夫人合葬的簡樸的墓碑前獻上鮮花，我再次確信，汪老他早就坦然領受了頭頂上這個再尋常不過的新身份，這兒離有生命的樹和孕育生命的泥土最近。走出墓地時我才發現進門處還有一則“掃墓須知”，其中一條寫道，“有獻鮮花者，務請將花撕成花瓣撒在墓碑四周以防被竊”。但我沒有返回“溝北二組”把鮮花撕成花瓣——心意已經在那兒，誰又能真的偷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