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為什么明知作品賣不掉還要玩“假拍”呢？這是因為它的廣告效應，即使賣不掉，這些藏品也能露臉，還會使得社會各界及媒體趨之若鶩。說不定遇到一個愛好藝術卻不怎么懂行的新藏家，也可能天價把作品買走。
這種現象在近幾年非常多，藝術品投資者大多來自中國的新貴階層，“也許是新上市公司年輕的億萬富翁，也許是一個山西煤老板的后代。除了個人，一些銀行和基金也加入了進來，有基金公司甚至頻頻進入一些國際拍賣行舉牌，但最后卻拒付錢，其目的就是為了炒高藝術品。
由此可以看出，在賣家和拍賣行的交易下，藝術品市場的成交價其實是個“謊言”。比如今年春拍吳冠中的一幅畫，拍賣成交價過億，其實私下還有一批贈送畫。對藝術品市場有深入了解的朱其說，拍賣公司公布的成交價有三分之二是不可信的，因為“目前拍賣公司的價格有四個：一是左手賣給右手的價，也就是自己人在下面舉牌，其實沒成交的；第二是拍了但未必去付錢的，這種情況挺多的；第三種叫陰陽價，比如對外公布是2000萬成交，實際上私下可能幾百萬就成交了的；第四是買一贈一或贈幾的。前兩年，有些拍賣行一到拍賣季就給藏家發短信：你買了我這張作品，我再送你兩張作品之類。一幅標價五六十萬的作品，如果再送兩張，單價其實也就十幾萬”。
可見，這里面的水很深，它根本就不適合大眾參與，前不久推出的“藝術品投資份額”，普通人本可以認領，但由于它的暴漲暴跌、不乏人為操縱，隨后叫停。
熱鬧 過把癮就死
張曉剛的《天安門》，在2006年香港佳士得創下1800萬港元的天價，而這幅畫當初從他手中被買走時，價格不過是1000美金。所以他說，“我的畫賣100美元的時候，心里是踏實的，賣到100萬美元的時候，反而感覺很虛幻。這個市場瘋掉了。”
看來，這些高價作品，其實與藝術家沒有關系，只有拍賣行是一家獨秀。他可以讓“假與真”共榮，因為目前沒有《拍賣法》的約束，他們不對拍品的真偽負責，這就自然會造成大眾對拍品結果的質疑，其公信力自然下降。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藝術基金完全可以買下拍賣公司為其服務，這就造成藝術品市場是一小撮人玩的數字游戲，它并不宜于大眾的審美提升。
從藝術生態鏈就可以看出，一邊是為糊口掙扎的藝術創作者，一邊是上億的高價藝術品，一些人在盛贊“豪門盛宴”，一些人又在高調入市，中國藝術品市場兩極化非常嚴重，一邊是市場的繁榮，價格在數十倍增長，一邊卻是藝術家生存環境的惡化。
藝術家在商業的追逐下，步步被邊緣化，上世紀90年代初于圓明園形成的藝術聚落，曾帶動了當地的商業繁榮，但卻遭到了被驅逐的命運。后一部分人聚集在798、宋莊，這兩個地方日益從一個藝術聚落演變成文化創意園區，但卻沒有藝術家的一席之地，他們不堪日益上漲的房租，將會搬離這個城市。年輕的藝術家，在進入模仿和造假的行列，他們為了生存，只能遵循商業確立的標準。于是就出現了光頭、綠狗、獰笑的臉、全家福合影的亂象。
一些成名的藝術家，也在不斷重復自己，如果他們創新就可能不被市場認可。
所以，中國人熱衷于藝術品，完全是因為藝術品這個特殊的符號，它伸縮的空間足夠大，而不是大眾認可他們的藝術成就。從這些天價作品就可以看出，他們的作品價格和價值是無法畫等號的。
近幾年，批評家栗憲庭說，他在有意與中國成功的藝術家保持著距離，“因為商業機制要求你按它的標準生產，這些藝術家不得不進入重復自己的怪圈中，其他得不到商業認可的藝術家為了進入豪門就會進入模仿成功藝術家的行列，它其實對藝術整體發展起不到作用，加之這幾十年，當代藝術被有意隔絕在大眾之外，中國人的審美還停留在傳統中。”他認為建立藝術家與大眾審美紐帶至關重要，而不是讓藝術成為商業的象牙塔，所以它呼吁“平價藝術品”時代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