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高敏：中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如何啟發當下公共衛生體系建設？
中新社北京11月15日電 題：中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如何啟發當下公共衛生體系建設？
——專訪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歷史系和國際區域研究系副教授高敏
作者 文龍杰 徐雪瑩
公共衛生事關國計民生。從上世紀中國的血吸蟲病防治事業，到當前的新冠疫情常態化防控，都體現了公共衛生體系的樞紐性作用。中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如何啟發當下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是否存在單一、具體的公共衛生標準模式？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歷史系和國際區域研究系副教授高敏(Miriam D. Gross)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深度剖析有關問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曾深入考察中國的血吸蟲病防治，并在英文著作《送瘟神：毛主席消滅血吸蟲的運動》中重新評估了新中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醫療模式。您認為中國血吸蟲病防治事業成功的關鍵是什么？
高敏：這場著名群眾衛生運動的成功得益于全社會努力。血吸蟲病防治運動(簡稱血防運動)最有效的策略是治療人和動物等宿主。宿主一旦得到醫治，就不再持續向環境排泄傳染性物質。大規模的個體治療是社區范圍內一種有效的預防形式。
然而，當時治療血吸蟲病的方法復雜又危險——大多數農村醫生難以安全操作。之所以大規模治療得以實現，是因為有了下鄉的城市醫生和獸醫。城市專家在農村開展工作需要農村傳統醫生和赤腳醫生(赤腳醫生項目1968年才開始)的幫助。(因為)后者知曉當地的人物、關系網和其他可用資源。比如對于無法挺過危險治療的虛弱病患，他們知道哪些本地草藥可以幫得上忙。他們也能提供護理并動員當地民眾。此外，血防運動中，農村醫護人員接受城市專家的在職培訓，也對農村醫療保健產生了全方位的長期影響。
因此，中國血防運動的成功源于城鄉各自發揮專長，共同辛勞合作。關于血防運動在中國基層的實際運作情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正在翻譯出版我的專著，該譯著預計2022年問世，讀者如有興趣可進一步了解。
資料圖：圖為民眾的社會保障卡。中新社記者 張斌 攝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中國的血吸蟲病防治事業與當前的新冠疫情防控有無相似之處？
高敏：上述兩項疫情防控工作的共同點在于都將疾病控制視為全面戰爭，需調動全社會關注和資源。這一策略有利有弊。一方面，它對于處理緊急情況(如迅速升級的流行病)和重大問題十分有效。但另一方面，它不具備連續性。一旦緊急狀態結束，所有關注及資源投入就會隨之停止。
將疾病控制定義為戰爭能夠創造出一種語境，讓所有人都參與進來。血防運動中，公民以行動者身份參與疾病預防。新冠疫情中，公民以居家隔離方式實現愛國參與，主要的基層工作者則變成醫療服務提供者、環境消毒工人以及解決問題并為居家隔離者供給食物的黨員工作人員。
兩項疫情防控工作的另一個共性在于推崇科學。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乃至當今，人們都贊美專業科學技術。血防運動與新冠疫情防控都充分利用中醫藥，創造中西結合療法，以實現疾病治療的最好效果。
最后，其最終領導策略都源于國家最高層。國家未重視之前，抗擊血吸蟲病和新冠疫情大體上缺乏行動或者行動有限。國家重視以后，全力、全效和全面的行動隨即自上而下展開。事實證明，為全國制定總體、一致的戰略對流行病控制至關重要。
資料圖：醫院掛號窗口。張添福 攝中新社記者：您認為，中國公共衛生制度有哪些特點？與西方有何不同？其不同之處由哪些原因造成？
高敏：隨著時間推移，中國公共衛生制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改革開放前是一種模式。改革開放后，中國走上以科學醫學為重點的市場驅動醫療模式。但這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醫學存在相同問題：在西方，窮人大多負擔不起醫療費用。非典以后，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重新投資于更廣泛的醫療保健，創造了某種混合模式。
改革開放前的醫療模式及當前的混合模式，比市場驅動模式具備明顯優勢。前者以社會醫學或國家醫學為基礎。社會醫學的支持者認為疾病植根于貧窮欠發展的無序社區，因此戰勝疾病的方法在于發展社區經濟、教育等，使初級醫療保健、公共環境衛生和清理蟲害成為社區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社會醫學側重于培養大量初級水平的熟練醫護人員，使其最大限度服務于農村發展。相比之下，西方盛行的科學醫學模式將病原體視作疾病起源，會培養出一小部分訓練有素的醫生，聚集在城市醫療中心，為極少數城市居民提供頂級醫療服務。
中國改革開放前醫療模式的第二個優勢在于創新的籌資策略。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從未試過向全社會供給初級衛生保健服務。而中國在這方面著實杰出。面對資源匱乏，中國開發出一種自力更生的模式。各級醫療機構都享有相應補貼和資金支持。同時，中國培養了基層衛生工作者。1968年以后，赤腳醫生以工分計算酬勞且必須回到所屬社區，其薪酬嚴重縮減，這些醫生不得不使用針灸和當地中草藥來節省成本。以上策略使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得以負擔大規模初級衛生保健服務。
改革開放前，中國醫療最大程度實現了全體人民對于藥品或藥草的可獲得性、可及性和可負擔性。經歷民國時期的戰爭破壞后，中國著實需要基本醫療、生育和公共衛生等服務，因而農村醫護人員培訓的有限性只是小缺陷。
中新社記者：新中國群眾性公共衛生運動給當下中國公共衛生制度化建設帶來哪些啟發？
高敏：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轉向科學醫療模式，醫療市場幾乎全然放開。如今，中國正在回歸混合模式，將社會醫學、科學醫學、市場驅動與國家補貼醫療相結合。2009年之后啟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朝正確方向邁出一大步。
改革開放前，中國醫療模式的核心在于擁有真正可及且負擔得起的基層醫療服務者。當下，中國政府應考慮投資并大力補貼新一代鄉村醫生，為其提供繼續醫學教育、醫療事故保險和良好的養老保險待遇�；蛟S，政府還可以把參加一定年限的農村服務作為取得醫學學位的要求，從而為城市專業知識向農村轉移提供新的途徑。
中國政府可以繼承早期醫療體系的優秀遺產：更好執行質量管控相關法規；提供實質性的國家級資金從而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醫療支持；制定新戰略以將城市醫療專業知識持續注入農村地區。
資料圖：民眾在醫院窗口刷卡繳費。張添福 攝中新社記者：公共衛生體系是否存在單一、具體的標準模式？您認為有效的公共衛生體系應具備哪些特征？
高敏：我認為沒有通用的標準或單一的模式。然而，為所有公民提供公平、可負擔和可獲得的優質護理應當是每個政府的目標。歸根結底，中國改革開放前的醫療模式，其最杰出的特點之一在于它渴望為全社會——無論貧富——都提供基本醫療和有效的公共衛生服務。中國早期富有遠見的領導人意識到，健康的人口對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
坦率而言，公共衛生系統的關鍵，與其說與特定模式相關，不如說在于政府持續投入足夠的國家級資源。正如各國從新冠疫情中所學到的，有效的監測系統及能提供傳染病護理的基礎醫療系統對國家與全球安全至關重要。許多國家的公共衛生部門長期面臨投資與人員配備不足，美國即如此。衛生系統如果一開始就跛足運轉，將無法應對緊急情況。
然而，要想在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保健方面獲得持續、長期的投資極其困難。首先，公共衛生通常與照顧貧困人群有關，一些城市和富人不愿將稅款花于此；其次，公共衛生的許多裨益只在長期可見，但政治家喜歡為短期需求提供資金；再次，公共衛生的主要功能在于預防疾病，需要政治家利用稀缺資源解決不確定的問題。事實上，政府只有在緊急情況發生后才傾向于投資公共衛生和全民醫療。一旦對緊急情況的記憶消退，就會減弱相關資金支持。因此，良好的政府應當認識到健康是一種公共產品，對全社會長期的經濟發展、和諧穩定及國家安全至關重要，投資健康，就是投資整個社會的未來。(完)
受訪者簡介：
高敏(Miriam D. Gross)，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歷史系和國際區域研究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當代中國史、亞洲史及全球公共衛生史。其先后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取得碩士、博士學位。學術代表著作為《送瘟神：毛主席消滅血吸蟲的運動》(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曾在《公共衛生評論》(Public Health Reviews)， 《二十世紀中國》(Twentieth Century China)，《醫學史》(Medical History)等期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