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季芳桐：“伊儒會通”對東西文明交流互鑒有何啟示？
中新社北京11月15日電 題：“伊儒會通”對東西文明交流互鑒有何啟示？
作者 季芳桐 南京理工大學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明清至民國初期，中國穆斯林先賢將外來伊斯蘭教文化與儒家為主體的本土文化相會通，實現了伊斯蘭教的中國化，史稱“伊儒會通”。作為中華文明交流互鑒史上不容忽視的重要一環，“伊儒會通”有何特點？對當下東西文明交流互鑒又有何啟示？
何謂“伊儒會通”？
作為歷史事件，“伊儒會通”具體指發生于明清之際延續至民國初期的中國穆斯林先賢的文化自覺活動，以譯撰為特征，通過對伊斯蘭教著作的漢語翻譯，將外來伊斯蘭教文化與儒家為主體的本土文化相會通。
“伊儒會通”是伊斯蘭教中國化的活動，為中國的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發展指出了一個方向，或者說走出了一條道路�！耙寥鍟ā奔仁沁^去的一段歷史，也可視為當下乃至將來工作的一個方向。
作為一場歷史的文化自覺活動，身處金陵(南京)的穆斯林學者王岱輿是“伊儒會通”的開拓者，其出版了第一部漢文的伊斯蘭教著作《正教真詮》等，率先將伊儒文化進行了會通；而身處云南的馬注、馬德新等則是活動的推動者，其著作《清真指南》《大化總歸》等大大推進了“伊儒會通”的廣度和深度；而同處金陵的劉智及其著作《天方性理》則是“伊儒會通”活動成就最高代表。
這批穆斯林學者在一生中都有或學習或探討儒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經典的經歷。例如：劉智自述閱讀儒教之經史子集八年、伊斯蘭教著作六年、佛教典籍三年、道教經典一年及閱讀137種西洋書籍。王岱輿雖然閱讀時間、順序略有差異，但是四教(伊、儒、道、佛)的著作也都閱讀研討過，被稱為“學貫四教”的人物。學術經歷與學術成果是兩個方面，但成果也能夠證明他們的會通往往是四教而非僅僅兩教之會通。王岱輿的三部著作，以及劉智的代表作里都可以發現四教會通的觀點與成果。
可以說，“伊儒會通”從字面看是指伊儒兩教的會通，而實質包括四教的會通，涉及領域首先是伊斯蘭教教義與儒教教義的會通，其次是伊斯蘭教的蘇菲功修與道教、佛教的修持會通；再者是伊斯蘭教的教律、教規與儒教禮法的會通。換言之，會通活動主要在這三個領域進行，成果也多聚集在這些領域。當然，這次活動持續了三百年左右，而這批人物成果很多，難以一言盡之。最大成果就是構建了漢語的伊斯蘭教體系，其中既有體系框架，又有一系列的概念、范疇等，為伊斯蘭教中國化奠定了牢固的理論基礎。
資料圖：新疆烏魯木齊洋行清真寺。 中新社記者 富田 攝“會通”后還是伊斯蘭教嗎？
不同文化間的會通是世界文化發展的大趨勢。放眼望去，無論儒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概莫能外。而一種文化只有不斷地與其他文化進行交流、會通才能夠發展得更好，才能夠將文化發展推向新的高峰。這是世界文化史發展的基本事實和趨勢。
伊斯蘭教文化是一種世界性的文化，雖發源于阿拉伯，必將走向世界，也必然會與東方的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乃至中國文化進行會通，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大趨勢。有人擔心一旦“會通”了，還是伊斯蘭教嗎？其實，這種擔憂是多余的。以伊朗的波斯文化為例，當伊斯蘭文化與波斯文化會通后，形成的波斯伊斯蘭文化不也是伊斯蘭教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嗎？在歷史上未曾有人對“伊波會通”感到憂慮，為何與中國文化會通就感到憂慮呢？
“伊儒會通”作為一場歷史的活動是有始終的，這次運動的意義和影響卻超越了具體的歷史時期，有持久性或永恒性。如人所知，“伊儒會通”對于伊斯蘭教中國化進程起到了重要的基礎性推動作用。新中國建立尤其改革開放以后，“伊儒會通”的理論在全國傳播、普及，只是各地的中國化發展并不平衡。例如新疆地區的伊斯蘭教使用的是維吾爾語，所以對于漢語系統的“伊儒會通”思想成果接觸較少，伊斯蘭教中國化的進程較其他地區略微慢些。為了改變這種狀態，應該在新疆推廣國家通用語言，使其更深地接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浸潤，加快伊斯蘭教中國化進程。當然，新疆伊斯蘭教中國化的一個歷史進程，學習、吸收“伊儒會通”的成果是選項之一，不是唯一。換言之，也不排斥其他有利于伊斯蘭教中國化進程的方案。
從實際操作層面看，“伊儒會通”成果既包含伊斯蘭教的根本內容，也包含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成果，在教義、功修、教規方面一概如此，進而加快伊斯蘭教中國化的進程。目前伊斯蘭教界正在進行中國化的理論建設，其中重要一環就是中國伊斯蘭教的經學體系建設。實際上，伊斯蘭教經學體系建設不能平地起高樓，不能搞歷史虛無主義，只能在前人基礎上繼續前進。于是，就需要繼承“伊儒會通”的理論成果，或者在其基礎之上做進一步的構建和完善，并盡量吸收借鑒國際伊斯蘭教經學思想的優秀成果�！耙寥鍟ā崩碚搶τ谝了固m教中國化的影響是一直存在的。其不僅是過去式，更是現在式、乃至將來式。
資料圖：孔子博物館展品。王飛 攝“伊儒會通”對東西文明互鑒有何啟示？
“伊儒會通”的經驗對于東西文明互鑒亦有一定啟示�！耙寥鍟ā敝饕窍嗷ノ�，相互學習，共同提高。其中也包括相互批評、相互爭鳴。若是一味地頌揚，只見其長不見其短，也不利于學術發展。于是，在他們的著作中可以發現對于儒教、佛教、道教的某些觀點的批評，例如儒教傳統習俗以為：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王岱輿指出，孝敬不孝敬是倫理問題，是否有子嗣是生理問題，把生理問題歸為倫理問題是犯了邏輯錯誤。應該說，這個評批非常到位，也非常準確�？墒菫槭裁丛谥袊鐣h境中生活的儒道佛學者卻沒有發現或者不曾指出這個問題呢？可能是思維定式使然，沒有進行思考或辨析已經存在的傳統觀念。一旦有了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互鑒，有了不同意見或批評，對于儒教的完善當然有積極意義。這個經驗對于東西文明互鑒也應適用。東西文明當然應相互學習，相互借鑒，或者說，是以學習、借鑒為主，也不排斥批評。只有這樣才能發現不足，才能促進各自反省，才能夠促進各自發展，最終達到互鑒的目的。
從微觀角度看，東西文明互鑒離不開著作的翻譯，尤其是經典的翻譯�！耙寥鍟ā钡拇砣宋锒嗍菍W通四教的人物，而四教中有三教(儒、道、佛)屬于中華傳統的文化。換言之，他們都具備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厚實功底然后才進行翻譯和會通的，于是獲得了好的效果。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不少人以為只要熟悉西文經典，將其翻譯過來即可，而忽視了對本土文化精華的吸收與積累，以為自己是中國人自然熟悉中華傳統文化，其結果不僅西方文明的精髓沒傳播進來，而且譯文也讀不懂乃至不知所云。更有甚者，不少經典的再譯遠不及原譯，最大的問題可能就是不熟悉中華傳統文明。上述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文明互鑒工作首先是要系統學習并熟悉東西兩種文明，而絕非一種文明；作為一位中國人你若不熟悉東方文明，自然也就不可能熟悉西方文明，如此一來，何論互鑒？(完)
作者簡介：
季芳桐，南京理工大學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南京理工大學沙特研究中心首席教授，2020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伊儒思想會通研究”主持人。